1925 年 2 月到 7 月,一个苏州人在甘肃走了五个月。
陈万里(1892—1969),名鹏,字万里,中国文博摄影和古陶瓷研究的先驱。这一趟他受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和考古学会委托,随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第二次中国考察队赴西北,"为敦煌千佛洞及安西万佛峡之实地考察"。1926 年,北京朴社出版了他的《西行日记》——一本百科全书式的田野考察报告。
莫高窟是终点,也是最难的一站。
前一年,华尔纳用洋布和树胶从莫高窟粘走二十余幅壁画。这个案底让地方当局极度警惕:考察队只被允许在洞窟工作三天,且不得留宿。
陈万里自己在日记里说得很实在:"友人均以壮游目之,然在敦煌仅留数日;数月光阴,悉在途中消磨,一无成绩可言,殊愧悚也。"
三天能干什么?他做了两件事。
第一件是写了一份工作计划大纲《敦煌千佛洞三日间所得之印象》。里面有一句判断:"如此伟大之古迹,恐在国内无第二处,足以相抗。单就摄影计划言,非有半年工作不可。"
他列了五项:假定各洞壁画年代(含画材历史考定与色彩化学分析)、壁画内容研究、塑像与石像之比较、充分记录整理各种题记、详细探索有无被流沙湮没的石窟。
更前瞻的是这句:"我所希望于未来者,在于有组织、有计划、有各种专门学者分工担任之中国敦煌考古队……若仅仅以敦煌经典为范围,求所以影印、纂述、留传者,抑亦狭矣。"
1925 年说这话,敦煌学还在外人手里。一个中国学者提出要建自己的考古队、做化学分析、查被沙埋的窟——这个视野在当年是超前的。
第二件是拍照。他在各洞择重要题铭摄影抄录,到安西榆林窟"工作终日,摄片二十余"。1928 年,《西陲壁画集》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,收莫高窟壁画照片 8 幅、榆林窟 9 幅、瓜州口驿南破屋残画 1 幅。
数量不多,但意义不同:这是第一部由国人摄影编著、国内机构出版的敦煌壁画图录,打破了外国学者对敦煌图像生产与传播的垄断。
《西行日记》里最好看的部分,是那些"开盲盒"式的寻访。
考察队从陕西入甘,第一站泾川。他们想找南石窟寺,向导却把人带到了罗汉洞石窟。陈万里远望窟洞不少,以为大有可观,进去一看:"佛像悉新塑,且有道家神像,颇为失望。惟洞外一像,约高丈余,自是唐制。"返城路上再问,向导遥指对岸:"是即碑石所在之原址也,且有佛像,远胜罗汉洞云。"
一行人渡河,"石窟外之力士神,赫然在望,狂奔就之,果极精美,窟内三面均有巨丈立像,余见之,惟有瞠目结舌而已"。同行的溥爱伦"跳跃欢呼,如获巨宝"。第二天他们对南石窟寺做了全面记录与摄影。
也有货不对板的。玉门赤金堡的红山寺石窟,地方志说建于唐贞观年间,实地一看,全寺同治年间毁于战火,光绪年间重修,"画壁塑像均极恶俗,遍寻唐代遗迹,渺不可得"。
书里还记了一场冲突。在南石窟寺,美方人员剥离佛像外廓,引发当地民众交涉。陈万里认为这是正当的研究方法,"余深然之,且为之助";乡民则认为毁坏佛像大罪。后来给钱了事。他自己总结了一句:"主张是一事,错用手段则纠纷可立见,此种情形,后日大可引以为戒。"
这句话放在今天,仍然成立。
进河西之后,考察队每到一处,沿途各县都有军警陪同——名为护送,实则监视。到莫高窟时最严,往返县城与洞窟全程有人监护。
最有意思的一条材料,不在《西行日记》里,而在洞窟墙上。莫高窟第 365 窟壁上有敦煌县警的题记:"余关内靖远人,昨年随陆君警佐来敦,今携王什长警兵等住此,预防美国技等恐偷诸洞壁之画。民国十四年闰四月廿二日。"
这大概是甘肃有据可查最早的一条文物安全工作日志。字不好看,事很硬。
文 / 中陇网 综合






